巴黎浪漫，倫敦紳士，每個國際性城市幾乎都有自己的獨特精神風貌。香港精神是甚麼？2004年有些人提出香港「核心價值」命題，但很快被曾鈺成尖銳指出該命題的實質是對抗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檄文」，也被劉兆佳批評為：凡是西方的價值，都成了香港的核心價值；凡是中國傳統的（如孝道、和諧等），都不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劉兆佳在《回歸十五年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一書中認為，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的管治在意識形態、精神培育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1）政府沒有按照「理想模型」新政權的要求，坦率向港人講解應該如何處理好與中央和內地的關係，不能只講「兩制」和香港的利益而罔顧「一國」，不能在經濟上尋求與內地合作及要求中央給予政策優惠，但在政治上卻逃避國家安全立法，默許反共人士和境外勢力利用香港衝擊中央，及支持反對力量在港挑戰中央權威。新政權也沒有從民族意識、國家觀念和中國近代史出發對過去殖民管治作出恰如其分的批判。
（2）特區政府害怕被批評主動邀請中央介入香港事務，因此有時沒有帶頭充分做好尊重和維護中央的權威和權力。部分特區官員跟反對派一樣把人大釋法看成為禁忌，不太願意承認人大釋法乃香港法律體制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必要時可以藉以糾正香港終審法院不符合《基本法》立法原意的判決。在講述香港政治體制發展時，個別特區官員經常給港人一個不正確的感覺，好像特區可以自行決定香港政制改革的步伐，對中央在政制發展上擁有憲制主導權和決定權則語焉不詳。特區政府有意無意間忽略提醒港人中央在這方面的最高權力，過度提升了港人的政治期望，並將公眾的民主訴求和爭取政制改革的巨大壓力往特區政府自己那方衝，加劇了新政權的管治困難。
（3）董、曾兩位特首都未有充分發揮「一國兩制」下「一國」概念作為建構其政治主張的核心，從而為特區的管治確立適切的思想基礎。尤有甚者，兩位特首在不同程度上希望港人相信他們是港人利益的忠實代表，是中央與特區的仲介人。他們都強調自己會努力向中央為港人爭取利益，但卻鮮有要求港人尊重國家和中央的利益。
（4）新政府缺乏一套能夠凝聚民眾支持的政治主張，與反對派的反共民主主張抗衡。回歸以來，在政治話語權上特區政府還未取得主導地位，因此往往受制於反對派所宣示的西方價值觀和反共觀點。相對於反對派，在意識形態和政治道德層面，特區政府「底氣」不足，因而政治戰鬥力難以強力煥發出來，表現在香港的民主發展爭論上尤其明顯。
（5）在建立新政權的政治主張時，無論是中央或是特區政府都沒有嘗試對殖民管治、「殖民地」的意識形態、「殖民地」的制度和政策以至「殖民地」社會的陰暗面作出批判，反而基本上肯定「殖民地」的過去，在相當程度上把特區政權與殖民政權連接起來，並在很多事情都擺出一個蕭規曹隨的姿態。這種管治態度自然不利於建立特區新政權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樹立自己的權威。
（6）特區政府並非完全沒有自己的政治主張，但卻沒有將之納入理論框架中加以系統闡述，沒有清晰的內容和相應的具體措施，因此容易流於空洞口號。就算它提到一些關係到大是大非的事情，也通常不會按照原來中央對港政策的精神來發揮，往往以囫圇吞棗的方式來談論，讓人產生彆扭的感覺。
（7）在政治主張缺位的背景下，特區政府一直以來沒有也沒能夠積極推動國民教育，為「一國兩制」的落實和新政權的管治營造有利氛圍。
（8）特區政府的政策主張最薄弱環節恐怕是在政治體制發展方面。民主發展共識的缺位無可避免會對特區政府造成沉重負累。
劉兆佳認為，形成這些問題的原因在於：
一是無日無之的政治爭鬥消耗了不少新政權領導人的精神與時間，使他們根本無法騰出空間去思考戰略性課題。
二是董建華和曾蔭權都比較着重香港內部的實際事務，特別是經濟與民生問題，較少着眼於引領港人樹立一套建基於「一國兩制」的國家觀、適當的特區與中央和內地同胞關係和與中央對港政策相適應的特區民主發展理論。
三是部分特區領導人和官員事實上「認同」了反對派的若干觀點，所以難以理直氣壯地從國家和民族的立場出發充分肯定新政權的「認受性」，並駁斥那個建築在「香港本位主義」、「香港優先」的說法。
四是中央和新政權都沒有認真從「動態」或「發展」角度看待「一國兩制」，因此也沒有從動態視角不斷更新政治主張，容易讓港人覺得新政權不思進取或者在香港面對發展碰到瓶頸時束手無策。
「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決定了香港精神不可能是西方價值的照搬，也不可能是內地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體系的照搬。提煉、培育和「一國兩制」相適應的香港精神，是一項政府推動、社會討論、尋求共識的重大任務。(文：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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